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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首先向沈阳北大营中国军队进攻，相继占领北大营、东大营，随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几乎占领东北全境。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侵占中国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
日本是东北亚的一个岛国，面积只有37.77万平方公里，是一个传统的海洋大国。日本国土狭窄，物产不丰，自然资源贫乏，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外贸易维系本国的生存。 1868年前，日本的原始资本积累并不足，经济基础薄弱，原料短缺，市场狭小。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建立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相结合的政府。明治维新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仍有许多束缚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它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不仅旧有的封建势力依然很强大，农民继续受封建地主高额地租的盘剥；而且新兴的资产阶级又和地主阶级相勾结，通过其代表人物控制着政府和军队，形成了军阀统治集团，对日本广大民众实行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使国内的矛盾不断加剧。国土狭窄、自然资源贫乏、国内的矛盾增大，由此形成和决定了它的对内残酷剥削和压迫人民，对外凶残地侵略他国的反动本性。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很快就确定了以“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强兵为富国之本”的基本国策，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道路。
日本与我国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就有着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国土接近的关系，看到了中国的资源丰富和自1840年鸦片战争起，清政府已逐步向衰亡迈进的现实，特别是中国的辽宁、吉林、黑龙江等地，通称东三省，幅员广大，地域辽阔，总面积130余万平方公里，森林茂密，矿藏丰富，江河交错。在辽阔肥沃的平原上，盛产大豆、高粱、小麦、水稻和各种经济作物。不仅如此，在长达数百公里的海岸线上盛产鱼盐，而且还有一些天然良港广通舟楫之利。东三省土地广阔而富饶，又是战略要冲，日本对此早已垂涎三尺，侵占中国东三省，进而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就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国策而蓄谋已久。 17世纪中叶，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首先侵入黑龙江流域，以后不断压迫清政府陆续签订了一些不平等条约，逐步霸占了我国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领土。日本当然不甘沙俄先于它而首得利益，开始策划实现侵占中国的图谋，欲与其他列强瓜分中国，从而占领中国。 1894年，朝鲜发生了农民起义，日本认为时机来到，一方面诱惑清政府出兵，一方面逼迫朝鲜“改革”内政，然后借机向驻朝鲜的中国军队突袭，接着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军事指挥上的失当，战争一开始即节节溃退。中国陆军退出朝鲜，安东（今丹东）、九连城、凤凰城，金州等地相继失守。中日甲午战争使清朝海军遭受了失败，日本舰队次第占领了旅顺、大连、牛庄、营口、威海卫、台湾、澎湖等地，并强迫清政府签定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让中国割地赔款，实现了日本侵占中国初期的战略计划。 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奇怪的是，两国交战却在中国的领土上进行，目的均为瓜分中国，而中国东北同胞却成了战争的牺牲品。战争进行了1年零5个月，以沙俄惨败而告终。 1905年，由美国出面调停，日俄双方签定了《朴茨茅斯和约》，沙俄被迫将在中国旅顺、大连的租界及中东铁路支线自长春起至大连一段的南满铁路以及沿线所属财产、矿业等，拱手转让给了日本管辖。日本还迫使清政府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齐齐哈尔等16个城市为商埠，并攫取了安（丹东）奉（天）铁路（南满支线）等特权。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在东北巩固和扩张其殖民统治，并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早在1904年，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南部军事占领区分设“军政署”，进行军政统治，侵犯中国主权。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其在中国东北南满地区的殖民统治，于1905年6月，在中国大连设立“关东州民政署”，隶属日本满洲军总司令部。1905年（明治37年）10月18日，在辽阳成立了关东都督府，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任总督、都督府内设陆军部。 1906年6月，日本又在大连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亦称“满铁调查部”，简称“满铁”）。
从1907年起，日本军队师团开始分驻于新京、公主岭、铁岭、奉天、辽阳、海城、旅顺等地；守备大队则沿奉天——安东（丹东）、普兰店——长春铁路沿线上驻扎。日军采取轮换制，两年一换防。 1919年4月12日，日本政府将关东都督府改称为“关东厅”。以后为加强其军事侵略的组织领导，以原都督府之陆军部作基础，另组成关东军司令部，至此，日本关东军的称谓正式形成并沿用。一个关东军、一个满铁调查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从军事、政治、经济到文化全面侵略和支配中国东北的工具。 1927年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外相官邸大厅召开了为期11天的会议，史称“东方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田中总理兼外相、森格政务次官、出渊外务次官、植原外务参事官、外务省亚洲局长木村、情报部长小村、通商局长斋藤、欧美局长堀田、陆军次官畑英太郎、参谋次长南次郎、陆军省军务局长阿部、参谋本部第2部长松井、海军次官大角、海军省军务局长左近司、海军军令部长野村、大藏省理财局长富田、驻北京公使芳泽、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汉口总领事高尾享、上海总领事矢田七太郎、关东长官儿玉、朝鲜总督府警务局长浅利、关东军司令官武藤。这份文件是田中首相兼外相在会议最后一天所作的训令，现摘录其中的部分章节：
确保远东和平，造成日华共荣，是我国对华政策的原则。而它的实施办法，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有所不同。现在，以此根本方针为基础，指示当前的政策纲领如下：
六、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系，我国不但要作特殊的考虑，并对该地区维持和平及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国内外人士安居的地方，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
“纲要”还明目张胆地声言：“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我国在该地的特殊地位、权益有遭受损害之虞时，不问来自何方，将予以保护。并且，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作出适当的措施”。这个“纲要”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决心随时以保护其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为借口，用武力来吞并满蒙了。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将会议决策以“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为题，上奏日本天皇，此文件后被称为“田中奏折”。在“奏折”中，田中首相重提了体现明治大帝遗策的“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路线，并提出了“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的谬论，恣意分割中国领土。可见，侵占中国的野心，在明治天皇时期就已形成。 1928年6月，张作霖被炸死之后，其子张学良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迅速稳定了东北的政局，挫败了日本关东军妄图乘机在东北制造动乱的阴谋。 1928年末，张学良经过深思熟虑后，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是他为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维护东北的主权，和在形式上把东北“统一”到南京国民党政府而采取的重大行动。在东北易帜13天后，张学良又突然枪毙了著名的亲日派人物、前东北军总参议杨宇霆和黑龙江省省长常荫槐，进一步巩固了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地位，扫除了东北军内部的“变乱之萌”，再次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卷入了经济危机。这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破坏力最大、袭击范围最广和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世界性生产过剩危机。经济危机的爆发，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对外贸易的日本，所受的打击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为严重。
为了转嫁危机，日本统治集团在对内政策上主要采取三项对策： 1、加强生产的集中和资本的积聚。1929年日本有21个垄断组织； 2、将危机重担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企业大批解雇工人，降低工人工资。1929年曾发生劳资纠纷1420次； 3、在国内建立公开的法西斯专政，镇压人民的反抗。日本军阀公然要求取消议会制，实行军事独裁。
在对外政策方面，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对原有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另一方面增加军费支出，把经济纳入军事轨道，加紧扩军备战，积极谋求用武力夺取商品市场和原料产地。 1929年7月开始，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以组织北满“参谋旅行”为名，对东北进行战略侦察。在从长春到满洲里的途中，石原极力宣扬军国主义的《战争史大观》，于7月5日提出了《对扭转国运之根本国策——满蒙问题解决方案》，在“方案”中，石原赤裸裸地指出：
一、解决满洲问题，乃我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1、为了解除国内不安，需要向外扩张。 2、满蒙的价值。 A、满蒙的价值最大，但尚未为多数日本人所了解。 B、满蒙如获解决，中国内地的排日问题，亦必同日止熄。 3、积极解决满蒙问题，不仅为日本所需，也是多数中国民众的一件最大喜事。因而，为了正义，日本应当主动坚决进行。
从历史关系等方面考察，满蒙与其属于汉族，无宁应属于日本民族。
二、解决满蒙问题的钥匙，掌握在帝国国君手中。
1、解决满蒙问题，唯有日本占有该地，才能完全实现。 2、对华外交，亦即对美外交。就是说，为了达到上述目的，需有对美开战的决心。日本若是真的对付不了美国，那就以赶快解决全部武装为有利。 3、认为在对美持久战中，日本没有胜利可能者。这是不了解对美战争本质的结果。俄国的现状，正在给我们提供绝好的机会。
三、解决满蒙问题的方针 1、一旦完成对美战争的准备，就立即冒开战之险，坚决将满蒙政权收归我有。
依靠满蒙的合理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就能恢复。失业者亦能得到救济。 2、如果不得已而开战，则要有对付东亚被封锁的断然准备，适时地占领中国内地的重要部分。依靠我之武力，冲破阻挡中国民族前进的障碍，给其经济生活以兴旺的新生命。借以确立东亚自给自足之路，以有利地指导长期战争，实现我之目的。
四、为对美开战的调查方针： 1、要从东亚被封锁的情况设想，来拟定经济状况调查及其对策（这属于政府的业务，目前委托给东亚经济调查局）。调查方针，不要受西洋那一套束缚，要以“依靠我武力，剖开中国积弊的核心，予四亿民众以新的经济生命。并以他们为伙伴，来振兴我工商业，尽快地完成我工商业对欧美列强的独立”为根本着眼点。 2、占领满蒙及中国内地以后的占有方法的方案（军部自己拟订其根本，细节待各专家予以具体研究）。
以“以战养战“为根本着眼点，必要时，连海军战费的一部或大部也叫大陆担负。
关东军的“参谋旅行”还对北满各地进行了一系列实地侦察和战术研究。1929年9月在辽西的“参谋旅行”，则是以对抗性军事演习进行的，一部分人充当日军，一部分人充当中国军。日军为侵略中国的战前准备工作，可谓相当周密，作好了随时准备进攻的战略计划。 1930年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进行了“攻取奉天城要领的实地研究”。 1930年夏，日本关东军组织了“夜袭弓长岭”的实地研究。 1930年秋，日本关东军又以“东部国境方面实地战术”为题作了研究。此外，关东军司令部还重点进行了一项研究，即《关于满蒙占领统治的研究》。 1930年经济危机在日本仍在继续，700万人口中完全失业者有39.5万人，劳资纠纷增加到2289次。这一年本是农业丰收年，但由于经济危机，出现了“丰年饥馑”现象，农村发生租佃纠纷2400多起。国民经济负担沉重，而日本的军费支出却占了国家总支出的29%，居世界第1位。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快了日本完全走向军国主义的步伐。 1930年9月18
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蒋桂冯阎军阀大战，支持蒋介石，造成东北军力薄弱，给日本侵略者造成发动事变的可乘之机。 1931年开始，关东军司令部策划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的各项准备工作更加紧张和具体。 1931年，日本的垄断组织达到了54个，失业和半失业的工人达300多万，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加剧，尽快占领中国东三省，摆脱国内经济危机，实现明治帝遗策已迫在眉睫。 1931年3月，板垣征四郎对步兵学校教官做了题为《关于从军事上所见之满蒙》的讲演，强调中国东北地区对日本的重要性：“满蒙于对俄作战是主要战场，于对美作战是补给的源泉，所以满蒙实与对美、俄、华三国作战有极为重大之关系。”
板垣征四郎，1885年生，1929年任关东军高级参谋，是蓄谋制造“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伪满洲国执政顾问、军政部最高顾问、关东军副参谋长和参谋长。1938年6月起，任近卫内阁、平沼内阁的陆军大臣并兼对满事物局总裁。1939年9月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8年12月远东国际法庭将该战犯判处绞刑。板垣征四郎从政治、经济、军事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向学校教官鼓吹占领中国东北对决定命运的重大意义，为发动侵华战争制造舆论。这次讲话，表明了日本天皇侵略中国对外扩张称霸世界的野心实质。他在讲话中说道：
从明治天皇屡次颁布的诏敕，可以体会到明治天皇早已决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并且经常念及东洋的永久和平。在明治天皇在位期间，我国拚着国运，坚决进行了日清、日俄两次大战，结果，在大陆的一角建立了特殊地位。这些事情已经用不着在这里多说了。
满蒙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这当然不能以单纯的经济观点来衡量，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我认为，日本帝国的使命在于维持东洋的永久和平以贡献于世界和平。解决满蒙问题是以实现日本帝国使命的远大理想这个大信念为根据的，明治天皇的圣意也就在于此。
现在，从战略上来观察，满蒙（大体上指东四省的范围）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俄国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与朝鲜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与中国本土隔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它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战略据点。
……由于帝国掌握着满蒙战略关键的据点，在这里形成了帝国国防的第一线，从消极方面来说，达到保卫朝鲜的目的，从积极方面来说，可以牵制俄国向东发展，并且对中国掌握着有力的发言权。
万一日本从满蒙退出，不但立刻会危及帝国的生存，并且立刻会破坏东洋的和平。所以，实际上，这个问题是超过了经济问题的重大问题。
……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须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
并且，将来开发的余地很大，可以说，满蒙的价值在于将来，真是前途无量。
我衷心认为，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
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1931年5月，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尔又写了《满蒙问题之我见》，从经济、政治上进一步强调了“满蒙”的价值。 1931年5月29日，板垣征四郎对第2师团联队长和独立守备大队长以上军官做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话，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向关东军的中、上层军官发出了准备行动的信号。 1931年6月，在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郎的主持下，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这是日本为以武力夺占中国东北所拟定的行动计划。 1931年7月，日本陆军当局密令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把6月陆军部制订的《解决满洲问题方案大纲》作为指示，要求传达给关东军。规定在中国东北采取军事行动，约需1年的准备时间，具体行动时间是1932年春。 1931年7月，关东军接到指示后，急不可奈，蠢蠢欲动，难以坐等。针对其陆军拟就之《大纲》，制定了《关于形势分析的意见》。要点是：“要立即动手”，“占领满蒙，立即使之领土化”，“不能坐等机会的偶然性，要自己制造机会”等等。关东军在制造提前侵略中国东北舆论的同时，也加紧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并把2门24厘米口径的榴弹炮调到沈阳隐蔽待用。 1931年8月1日，日本政府任命曾当过张作霖顾问的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1931年8月22日，本庄繁到旅顺赴任。 1931年9月7日，本庄繁即开始对南满铁路沿线的海城、鞍山、本溪、沈阳、公主岭、长春等地日军进行巡视、检阅，检查关东军司令部所属部队的“应变准备工作”，实际是做侵华战争临战前的动员和战备检查。 1931年9月16日，日本驻美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 1931年9月16日下午，本庄繁和随行的板垣、石原等一行来到沈阳。 1931年9月17日上午，本庄繁等人听取了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的情况报告；下午检阅了第2师团的出动演习。 1931年9月18日，石原等随本庄繁返回旅顺，板垣按预定计划回沈阳。
在本庄繁等巡视、检阅日军期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在乡军人奉命分别到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地集中待命。各地日本驻军也煽动日侨反华。与此同时，驻朝鲜的日军第19、20师团各一部，也于8月下旬开到图们江沿岸，举行联合演习，侵犯中国的领土和领水。至此，日军完成了侵略中国东三省的全部军事准备工作。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帝国主义按其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预定计划，开始了侵略活动。
首先，驻沈阳郊区虎石台的日军川岛中队长率100余人向文官屯以南出动。10时20分，工兵中尉河本末守带领数名日军士兵以巡视铁路为名进至南满铁路的柳条湖附近，携炸药将南满铁路路轨炸毁一段，并立即向其守备第2大队部及日本在奉天的特务机关报告，诬称驻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炸毁铁路，双方正在激战中。从而点燃了以武力侵占东三省的导火索，事变爆发。
接着，板垣征四郎以代理关东军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第2大队进攻北大营；令日军第2师团第29联队进攻沈阳城。11时，本庄繁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获悉上述情况后，不仅批准了板垣代发的命令，而且电令日军第2师团等部迅速攻占沈阳；命令南满铁路、安（东）奉（天）铁路沿线日军迅速占领安东（今丹东）、凤凰城、营口、长春等地。同时，电请驻朝鲜之日军越境以扩大侵略战果。
与此同时，事先埋伏在北大营附近的日军一部，于当夜11时，从北、西、南三面，向北大营中国兵营发起攻击。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参谋长赵镇藩电话请示应付办法，东北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向其转达国民党南京当局规定的“不准抵抗，不准开枪还击”的命令，致使北大营于19日晨5时许被日军完全占领，一夜之间，连沈阳也沦于日军手中。至9月下旬，辽、吉两省大部地区沦于敌手。 1932年2月5日，哈尔滨也被日军占领。从“九一八”事变到1932年春不到半年的时间，东三省的大中城镇及战略要地大部被日军占领。
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时，总兵力仅2万余人，而当时在东北三省的东北军却近20万人。东北军几倍于敌不战自退，有土不守，造成了中华民族抗御外侮史上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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