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牲乌拉总管衙门

清代，朝廷在东北所设的各级官署衙门中，有一个与其他官署性质全然不同的机构，这就是与清王朝共存亡，闻名关东的吉林“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吉林乌拉是与江宁（南京）、苏州、杭州齐名的中国四大朝贡基地之一，“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作为清朝廷在东北设置的一个特殊行政机构，它在整个清朝的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乌拉地区被清王朝视为发祥根本重地。努尔哈赤灭乌拉国后，兵源由此出，物资赖以充，势力得以壮大；皇太极即位后，也曾多次亲临乌拉地区围猎视察。正如《打牲乌拉志典全书·序》中所说：“溯查本署旗仆，系我朝太宗文皇帝御基时来本处，以围猎貂皮，创挖人参，进宝纳贡。并下特旨：‘乌拉系发祥之圣地，理宜将所遗满、汉旗仆原属……在乌拉设置安官，……捕贡兵丁，由京都总管内务府分司节制，不与驻防衙署干预’。乌拉的打牲（满语：狩猎之意）纳贡即从此开始了，只不过那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系统的管理机构，仅设一个管理地方的“嘎善达”（满语：乡、村之意）。直到顺治十四年（1657年）才开始正式成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隶属内务府。下分上三旗（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下五旗（正红旗、镶红旗、镶白旗、正兰旗、镶兰旗），实行一套独特的统治形式。它所掌管的事宜，其主要任务是组织乌拉境内的满、汉族居民采捕东珠、蜂蜜、鳇鱼、貂鼠、松子等关东地方土特产做为贡品，为朝廷各坛庙、陵寝的四时大祭以及皇帝和内宫皇族们的享乐而进奉纳贡。

打牲总管机构未设之前即后金初建之时，努尔哈赤就曾派贝子、贝勒，按年来乌拉地方从事虞猎活动。所派人员平均每年计一百余人，这些人都是各个贝子和贝勒的“阿哈”(汉译奴隶)，他们所获的珍珠或人参及禽兽等，各归其主享用。

天命八年(1623年)二月，努尔哈赤率军进入辽沈地区以后，取消以往分散来乌拉地方采捕的旧制，改为集中猎获，按“八分”分取，不准各旗孰多孰少。

至入关初，仍允许爱新觉罗氏宗室以下，公以上，源丁来乌拉地间从事采东珠、挖人参、捕貂鼠等。至顺治七年(1650年)，随着各种规章制度日臻完善，朝廷也相应加强了打牲管理。

顺治十四年(1657年)以前，打牲活动的章法很简单。具体规定是：打牲乌拉地方从役人员，“每十名之内，抽五名耕种、五名采捕”。采珠无定额，貂皮可折征。丁员每年可以自行转换，生产也无计划。

顺治十四年，“将迈图放为六品总管，伊子希特库放为六品翼领。至十八年，经都虞司题奏，复将希特库改为四品总管。衙门自第一任总管迈图（六品“嘎善达”；满语乡、村长之意）起至宣统元年（1909年）乌音保止，计36任(包括兼任)，31名人选。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是清廷直接管辖的特殊机构，是管理地方打牲部落行政事务的机关，负责向清皇室进贡以当地特产为主的经济特区。据史料考证，最初的衙署设于“乌拉古城”内（明代乌拉部都城，今乌拉街镇旧街村）。据《打牲乌拉志典全书》中载，康熙四十二、四十三年（1703、1704年），因旧城连年水患，第六任总管穆克登（满州镶黄旗、三品侍卫）报请朝廷请求迁移城垣，重新修建衙署。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正月初十，准内务府具奏。朝廷根据所奏具体情况，下圣旨：“打牲乡村，奈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拣东阳钟秀之地，方可居住，万不准迁渡江西”（系指松花江）。于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便在旧城东高埠向阳处修造城垣，城内居民是按“采珠、捕鱼八旗各按脚色分设……不准容留浮民，商贾占居西门外……所管地面周界约计五百余里……丁户五万余口”。新建的衙署（今乌拉街农机站址），由于它的行政隶属关系，因此，其等级较高，形制和格局是“原照依吉林副都统衙门式”修建的。

《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中记载：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设“大门三间，仪门一座，川（穿）堂三间，大堂五间，内中间上供设龙牌。其川堂后，设印五处五间，左设银库、更房各三间。右设松子、细鳞、乾鱼等库四间。川堂前，各按脚色分设采珠左、右翼八旗办事房，各五间。中建仪门一座。仪门外，分设东、西捕鱼两翼办事房，各三间。大门大间，大门前，照壁一座”。根据以上史料得知，其空间平面布局是由南至北，后又由北向南具体描述的，其中“川堂后，设印务处”笔者以为此处描述有误，应为“大堂后设印务处”。因为，前面描述较为清楚：大门、仪门、川堂均是按纵轴顺序排列的，后又描述横轴线上的两厢建筑，此处叙述明显有误。另者，根据常规衙署的布局设置，一般印房（印务处）均设于大堂的东侧或后侧，清“绥远将军衙署”即是一例。因此说，川堂与大堂之间不可能出现面阔五间体量如此之大的印务处。统览《打牲乌拉地方乡土志》，有关对“衙门”平面布局的描述，与萨英额道光七年（1827年）编撰的《吉林外纪》中所载“吉林副都统衙署”建筑的房屋间数，计42间正相吻合。

《清会典·工部》中规定：各省衙署治事之堂为大堂、二堂，外有大门和仪门，宴息之所为内室、群室，吏攒办事之所为科房。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建筑组群，综合史料分析，遵循了封建礼制制度，其规模、地位、等级是按照清廷官署等级建制的严格规定而营建成的。旧时的衙署建筑规制和布局另外还有两个方面的制约，一为风水堪舆学说的制约，其建筑应随《易经》中八卦方位图的含义而占位，不可任意改变而遭忌讳；二是受皇家建筑布局、规制的影响，主体建筑必须分布在南北中轴线上，且不可奢华而逾越皇宫之制。

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主体建筑是由南至北纵向依次分别排列的，共为四进院落，中轴两侧有无侧院，由于史料记载不详，无可考。中轴最南端为一字照壁，其主要功能是为防止他人直窥其内：照壁北为大门三间，门的面阔较宽。入大门即为第一进院落，左、右设捕鱼两翼办事厢房各三间，此六间就一般衙署来讲，应为朝廷中央“六部”之缩影，根据“左文右武”惯例规定，两厢分设：吏、户、礼、兵、刑、工，应为衙署的职能办事机构；一进院落中轴线北为仪门，此门为衙署的第二道正门，实际上是衙署的礼仪之门，平时并不常开。仪门左、右应有小门各一，东称“人门”或“生门”经常开放，是人们经常出入之门：西侧称“鬼门”亦称“死门”经常关闭，一般情况下只有死犯宣判后正法时，才从“西门”拉出行刑，因此，旧时处决死犯也称“出西门”。按规定，长官上任要举行拜门仪式，同级，上级官员至此，文官下轿，武官下马；长官、僚属要整冠出迎至仪门外，宾主从仪门而入，共进大堂。如遇重大政务、典礼、审理重大案件，也必开此门，让百姓人等至大堂恭听或观审；入仪门便是第二进院落，左、右两厢为采珠左、右翼八旗办事房各五间；仪门正北轴线上为穿堂三间，此堂为衙门总管召见客人或候审者召见前歇息的地方；过穿堂入第三进院落，此院为大堂院落，左右无厢房，空间开敞宽阔，仅轴线北有一面阔五间的大堂，此堂既为署衙总管正式办理公务、举行大型活动及庆典仪式的地方。大堂在整个衙署建筑中体量最大、等级最高；大堂之后为第四进院落，东厢设银库、更房各三间，西厢设松子、细鳞、乾鱼等库四间；正北正房为面阔五间的印务处（印房、亦称二堂）主要功能是文书办公和总管办理公务前后歇息与会客的场所。

由于清廷在打牲乌拉所设的总管衙门是专为皇帝纳奉贡品，直属清内务府下的一个特殊行政机构，它同一般的府、州、厅、县衙署的设置毕竟有所区别。因此，它在建筑布局和功用上已完全改变了原有衙门的功能，这在众多的衙署中也是极少见的一例。

总管衙门有品位的官员69员，其中总管(三品)1员，翼领(即辅堂，四品)2员，分左右两翼，协助总管统理衙署事务。5品翼领4员，分管采、捕鱼等业务。1翼分4旗，每旗设骁骑校1员，计16员。其他46员。领催以下的官兵4276名。其中领催28名，珠轩头目111名，铺副138名，打牲丁3993名。

为了纳贡的需要，清政府划出“贡山”、“贡江”，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疆域“南至松花江上游，长白山阴(今吉林省通化、白山、延边地区)；北至三姓(今黑龙江依兰县)、黑龙江、瑷珲；东至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珲春、牡丹江流域。上下数千里，流派数百支。”领内有22处采贡山场和64处采珠河口，贡品达3000余种。清初规定呈送的贡品有人参和貂皮，乾隆年间免去这两项贡品，专门采捕东珠、蜂蜜、鲟鳇、松子等。

总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设立，在清朝所设的衙署中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机构，它在清朝的历史上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政府对打牲乌拉实行的是中央与地方的双重统治，迫使打牲生产由乡贡逐步发展成为朝廷直接经营的东北采购中心。打牲采捕范围遍及吉林、黑龙江和辽宁的东北部地区，其工作量、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清朝廷把打牲乌拉的居民看做其“包衣”（满语：家奴、奴仆之意）“打牲丁”、“珠轩丁”等，并编入旗，施行军政合一的统治与管理，同时制定出采捕各项律令，对采珠等隐匿者，不论多寡，份量轻重，即在该城“永远枷号”，知情不报者“鞭一百、流千里”，对逃跑者“拒捕，即行正法”等严酷刑罚，使之为其终身劳作。从而不难看出清朝廷为了追求安逸、享乐、奢华等私欲，贪婪地对打牲居民残酷地剥削与压榨。

宣统三年（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与乌拉协领衙门两署一并裁撤，合为“旗务承办处”，从此，与整个清王朝兴衰命运相始终，长达254年之久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完成了它特殊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