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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转是东北地区民间地方戏。俗称“蹦蹦”、“双玩艺”或“棒子戏”，又称过口、双条边曲、风柳、春歌、半班戏等，流行于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和内蒙东部三盟一市。二人转的根，扎在东北人民的心里。在民间中流传着“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传”的说法，可见二人转在群众中的影响之深。可以说，二人转最能体现东北劳动人民对艺术美的追求。二人转是在东北大秧歌的基础上，吸取了河北的莲花落，并增加了舞蹈、身段、走场等演变而成。后在发展中又吸纳了东北大鼓、皮影、太平鼓、霸王鞭、民间笑话以及河北梆子等多种成份，完善成具有歌舞、说唱和代言体的表演艺术。二人转一树多枝，表演手段大致可分为三种，一种是二人化装成一丑一旦的对唱形式，边说边唱，边唱边舞，跳进（演员进入剧中人物）跳出（由人物转为事件的叙述者），这是名副其实的“二人转”；一种是一人且唱且舞，称为“单出头”；还有一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基本按脚色扮的演员，运用二人转的表现手段而演唱的边歌边舞的民间小戏，称“拉场戏”。这三种形式的唱腔、行当、表现手段和艺术风格基本相同，又因同一班社的演员同台演出，通常情况下二人转演员都可以掌握这三种演唱形式。二人转唱腔素有“九腔十八调七十二嗨嗨”之称。这些曲调有的来自莲花落、东北大鼓、东北秧歌、东北民歌和东北民间歌舞，有的则吸收了河北梆子、皮影等音乐。能够收集到的曲牌达三百多种，但常用的不过几十个，其中[胡胡腔]、[文嗨嗨]、[武嗨嗨]、[抱板]、[红柳子]、[喇叭牌子]等十余种为常用的主要曲调，有的长于叙事，有的善于抒情，有的适于歌舞。旋律明快优美，节奏变化多样，富于东北劳动人民的喜悦、悲哀和激愤之情，是拨动劳动人民心弦的乡音。二人转演员的表现手法，有“四功一绝”之说。“四功”即唱、说、扮、舞；“一绝”指用手绢、扇子、大板子等道具的特技动作。四功“唱”为首，高亢红火，风趣幽默，讲究味、调、劲。说是指念白，通常称这为“说口”。多采用民间生动活泼的语言，以插科打浑为主，机智灵活。扮是指演员扮演剧中人物，习称“分包赶角”。
扮演人物以形写神，以假乱真，讲究“二人演一角，人分神不分”，“一人演多角，人不分神分”。舞是结组合成的舞蹈场面和扮演人物、叙述故事的形式动作。其舞蹈重功样，如腕子功、肩功、腰功和腿功及步法等，多在东北秧歌的基础上，经历代艺人的磨练而成，且有独特的风格和高度技巧。如普遍应用的“三场舞”富有“头场看手”（侧重腕子功），二场看扭（侧重肩功、腰功）三场看走（侧重腿功及步法）的技巧性舞蹈身段组合的表演。这种舞蹈身段组合主要表现青年男女喜悦的情感，后来成为演员基本功的主要教材。二人转的“一绝”，以手绢花和扇花较为常见，这部分与东北大秧歌相似。右手持大板子的舞者，左手通常持甩子，能舞出“风摆柳”、“仙人摘豆”、“金龙盘玉柱”、“黑虎出山”、“金鼠归洞”、“缠头裹脑”等高难动作。总的表演特点是以虚代实，以省胜多（习称“千军万马，台上就俩”），通俗简炼，生动活泼。这种表演特点使之在演出方式上具有灵活性。一方面根据不地区的场合与观众情况，在词、曲和舞蹈上可随时增减变换，即所谓“死戏活演”；一方面在演出场所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如随时可在场院、街头、茶社、剧场乃至大车店和家户屋子里进行演出。而观众也是在无拘无束的场合里欣赏着这种无拘无束的表演艺术。其剧目仅传统戏就有近三百出。常演者亦有百出左右。题材多是来自民间说唱、民间故事和其他地方戏曲，如影响较大的《蓝桥》、《西厢》、《包公赔情》、《杨八姐游春》等二人转，《王二姐思夫》（又名《摔镜架》）、《红月娥作梦》、《丁郎寻父》等单出头，《回杯记》、《锯大缸》、《寒江》、《梁赛金擀面》、《二大妈探病》等拉场戏。无论取自哪方面的题材，一经二人转艺人的长期传唱，其人物形象和风土人情等均染上了鲜明的东北农村地方色彩。特别是那种生动风趣的东北民间口语，使演出剧目富有很大魅力。二人转起源并流行于东北，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艺人师承关系可上溯到清雍正年间。但由于清末的社会动荡以及战争的缘故，文献记载大多不全，长期以来仅是在民间的流传，具体无从考证。有记载，清道光二年（1822）年，吉林省怀德县八家子老爷庙（普济寺）的庙会上就曾演出过蹦蹦戏。随着流行地域的不同，二人转在发展中曾经形成东路、西路、南路、北路四个流派。其中东路以吉林市为中心，表演擅舞彩棒，有武打成分；西路以辽宁的黑山县为中心，讲究板头和演唱；南路以辽宁营口为中心，表演歌舞并重；北路以黑龙江的北大荒为中心，追求唱腔的优美动人，故此历史上曾有二人转"南靠浪（舞），北靠唱，西讲板头，东耍棒"的民谚。后来各路表演取长补短，互相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二人转。二人转自形成始，便在吉林省扎下深厚的根基，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造就出各时期的演出剧目和代表性的艺术成员。十九世纪初至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中期，演出活动遍及全省农村。演员都是男性，剧目属于口传身授。服装、化妆、手持道具和灯光照明等比较简单。演出场所多为场院或土台子。如道光二十年（1840）桦甸县自有夹皮沟金矿以来，就出现了“蹦蹦戏”的演出，搭有土台子、木桩子的两座戏台，后来为了便于称呼，分别叫上戏台、下戏台。演员夜晚端油灯演出，观众点松树明子（火把）观看。其他农村演出也都由演员端油灯或蜡烛进行照明。由于上装演员需要边唱边舞，下装演员则需将手持的灯火时刻伴随上装演员的舞姿，由此而形成了独特的“包灯花”（耍灯碗）舞蹈身段，成为表演的一种绝技。这时期的代表性演员有张樱红（艺名）、刘缩脖子、（绰号）以及号称“江东第一丑”的刘富贵（艺名刘大头）等。二十年代末期至四十年代中期，名演辈出，如徐珠、赵凤礼、张相臣、王兴亚、徐跃宗、谷长海、程喜发、王云鹏、李庆云、齐兰亭、李青山、傅生、王尚仁等皆在各地观众中有普遍的影响。同时各以自身的独特演唱风格，丰富和发展了唱、说、扮、舞的综合艺术。
中华民国政府和日伪统治者均以其统治阶级的思想，对“蹦蹦戏”的演出进行种种压制，甚至发布告、下通令禁止“蹦蹦戏”，直至动用军警缉拿“蹦蹦艺人”。二人转艺术受到摧残。但由于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喜爱，致使官方越禁越盛。很多“冬夏常青唱手”（职业演员）除在村屯、集市撂地演出或于民间求神许愿时唱野台戏之外，还时常进入城镇市场或茶社演出。所演剧目也在逐渐增多。同时又出现了一批名演员，如谷振铎、张文学、王金山等。这时期有的演员还在演出中加上抗日的说口，或冒着生命危险到抗日根据地为抗日联军进行演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二人转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四平、辽源、吉林、长春等大、中城市，及榆树、梨树、德惠、双辽、扶余、镇赉等县，相继成立地方戏队(演出二人转)。一九五五年，女演员开始逐渐增多，二人转的演出基本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自此，男女开始分腔，演唱讲求科学发声方法。同时相继有新文艺工格者参与其艺术的继承和革新工作，既整理了一批传统剧目又创造了一批新的现代剧目。其中二人转《送鸡还鸡》、《双比武》，单出头《小老板》，拉场戏《闹碾房》等，由于深受观众欢迎而以《长白新歌》命名拍成电影。六十年代，“二人转”的剧种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加强了编导工作，开拓了二人转的新剧目，丰富了音乐伴奏，改进了服饰，充实了舞蹈美术，演员手持道具的种类有了发展变化。在内容上对古典剧目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坚持剔除“低级、庸俗、丑恶的表演”；发展“健康、幽默、风趣的优良传统”。音乐唱腔要克服“单调、贫乏的倾向”；在表演上要求做到“唱的好听，舞的优美，逗的风趣，扮的逼真，绝活精湛”，五功综合，雅俗共赏。进入八十年代，形成了二人转创作、演出的热潮。先后有《哑女出嫁》、《倒牵牛》、《包公断后》等现代戏和新编古代戏的涌现，较之以前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新的变化和发展。这时期不仅省内演出红火，而且还进北京公演获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三十几年里，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对二人转艺术的建设和发展给予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诸如省戏曲学校设有培养新一代演员的二人转科；省直文化系统建立了吉林省民间艺术团和以研究二人转为主体的吉林省地方戏曲研究室；省、市（地）、县三级戏剧创作室（组）均有一定数量的二人转创作人员。此外还通过录音、录像等的传播工具扩大了二人转的艺术影响。因此在这三十几年的艺术实践里，造就出一批新的创作人员、理论研究者和有影响的演员。其中创作和研究人员王肯、王兆一、王彻、那炳晨、于永江、张震、金士贵、赵月正等，各在不同方面卓有成就。演员关长荣、秦志平、韩子平、李晓霞、郑淑云、董孝芳、郑桂云、董玮、陈殿栋、闫书平、闫学晶、佟长江、杨宏伟、董连海等，均为广大观众所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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